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是人治的政治制度，其次就是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制度，导致周期性朝代更替。

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富豪家庭养有门客，但更多的是养有妻妾，所谓“妻妾成群”。而欧洲国家受宗教的影响，实行一夫一妻制，妻妾不能多养，就养很多门客。这个差别的后果是很重要的。古代的产品不容易储存，富人家的过剩产品如果不被及时消费，就浪费了。中国的富人不用发愁，因为妻妾成群，子女便很多，消费能力就大。子女多了，又不实行长子继承制，家族内各门系腐败、舞弊也得不到监督，整个大家族就成了资源耗竭的黑洞。富人腐败盛行，社会的主流道德就容易挂在嘴上。所以有人揭露，程朱理学最热闹的时候，也是社会最腐朽的时候。这种社会即使不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，社会贫富的差异仍然很大。

欧洲人实行一夫一妻制度，又搞长子继承制度，家族就不会很大。他们有了巨大财富，没有很多妻妾、子女可养，就豢养了大量门客。这些门客自然来自中下层社会，不可能是富人。所以，民间的一些优秀人才便得到了保护和供养。卢梭与华伦夫人的关系就是这种情形。实行长子继承制，使得富人家的其他男子过一种与普通人相差无几的生活，更不用想着娶很多女子做妻。

所以，比较起来，关于穷与富的金字塔，欧洲要比中国更扁平一些，也就是说，欧洲社会在历史上要比中国更平等一些。一夫一妻制度抑制了贵族群体的过度扩张，也有利于西欧社会的稳定。而一般下层民众的女子不至于被贵族娶走做第二任、第三任乃至第N任太太，使下层社会的性别生态能保持平衡，他们成功组建家庭的概率也大大增加了，这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。所以，西欧社会的冲突来自内部的少一些，而来自外部入侵和宗教干预的多一些。看起来，婚姻机会的平等也许是所有平等要素中最重要的。

中国社会过去因为一夫多妻制，富贵集团的扩张速度就比较快。一个女子只要嫁到富贵人家，不论她排行第几，她的家族的社会地位都可能陡然上升。富贵家族的网络会因此高速扩张，多子继承制则加剧了这种扩张。穷苦下层社会的许多男子娶不到妻子，组建不了家庭，恐怕会有我们难以想象的绝望心态。古人说，无恒产者无恒心。如果一个男子连家庭也建立不起来，又怎么能谈得上恒心？古代中国匪患横行，恐怕与此不无关系。